独自进食在人类文明史上实属非正常现象，是数千年传统习俗的偏离。而如今慢慢的变多的美国人正在践行这种行为。
1950年，社会学家戴维·里斯曼（David Riesman）在其著作《孤独的群集》（The Lonely Crowd）中提出：美国社会强烈的从众心理，正在以一种群体归属的表演性，来替代真实的人际联结。作为大众文化的狂热消费者，我们主要受制于融入群体的需求驱动。他敏锐地指出，当人们自以为融入人群时，实则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相互躲藏。
五十年后，这似乎已成了一种过时的烦恼。正如政治学家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在其2000年出版的里程碑式著作《独自打保龄》（Bowling Alone）中所揭示的，从教堂到俱乐部再到工会，我们的公民社会基础设施已然瓦解。那些曾经亦步亦趋的从众群体已然四散消散，在他们身后留下了巨大的社会真空。对同伴认可的渴求或许是错误的，但失去同伴群体本身，则更为可怕。
又过了二十五年，原子化的现象愈演愈烈。美国社会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社交萎缩，其主要源头在于那些助长孤立的新技术。在后疫情时代，有更多的美国人独自工作、独自礼拜、独自刷屏、独自锻炼、独自享受性高潮。而如今，我们也日益开始独自用餐。
当前，约有四分之一的美国成年人每日三餐皆独自进食，这一数字较2003年增长了逾50%。对于25岁以下的年轻群体而言，增长的幅度更为惊人——在过去二十年间，他们独自用餐的比例飙升了80%。我所居住的城市街道罕见地拥有充足的路边停车位，这使我有机会得以近距离目睹这般凄凉的景象：每逢午餐时分，那些从附近的7-Eleven便利店或麦当劳买来食物的食客便会涌入我所在的街区，在各自的车内用餐，俨然成为全世界最孤独食堂的顾客。
若说独自打保龄球标志着美国中世纪有组织社交生活的衰落，那么专属独食则预示着更令人不安的趋势。独自进食在人类文明史上实属非正常现象，它悍然违背了长达数千年的传统。共享餐食的习俗可一直追溯至远古——即便是苏美尔人最早的宴会文献记载中，也清晰显示其饮食文化已经历了数百年的演变。正如考古学家马丁·琼斯（Martin Jones）在其著作《盛宴：人类共享食物的缘由》（Feast: Why Humans Share Food）中所写：
牛群在牧场醒着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进食。它们会自然形成个体空间，在一种安静而永无止境的独食过程中避免眼神接触。这是动物界的普遍模式，与我们人类那种常规化、仪式化的社交进食截然不同。在某个阶段，我们的祖先脱离了这种更为常见的动物行为模式，形成了面对面共餐的独特模式。
我们偶尔会听到有人将独自翻找橱柜、搜刮冰箱的行为称为“啃食”（grazing），这种表述不经意间流露出一种认知：即这种行为更接近于牛，而非人类。但我们内心深知，人类的进食早已超越了单纯的动物性维生需求。纵观全球历史，共享餐食始终是表达友谊、合作、群体归属、相互认同、放松身心与庆祝喜悦的日常仪式。
放弃共餐这一古俗，我们正在失去一个可靠的幸福源泉。牛津大学的生物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的一项研究之后发现，共享餐食与个体的整体幸福感之间有着显著的关联。当然，与人共餐的能力，自然也关联着其他能够提升生活满意度的因素，比如拥有亲密的朋友或家人，抑或是拥有足够的闲暇时光。但邓巴通过精密的统计分析证明，共享餐食这一行为本身就能够直接带来幸福感。他向英国广播公司（BBC）透露，进食与社交行为都会触发内啡肽的分泌，而当这两者结合时，内啡肽的水平将飙升至巅峰。
研究还发现，那些伴随着“欢声笑语与回忆分享”的共餐体验，与积极情绪的关联最为紧密。这一点也不足为奇：琼斯指出，世界上最古老的黏土人偶遗迹，几乎都出现在古代的宴会厅遗址中，这有力地表明，人类正是在共享餐食的场所学会了讲述自身的故事。共同进餐与讲述故事的同步行为，能够催生一种其他任何方式都无法复制的亲密感。
这或许解释了为何即便身处孤独的时刻，我们仍就本能地寻求着某种联结：如今，仅有少数美国人会在用餐时真正与人交谈，其余的大多数人表示，他们会选择看电视或刷社会化媒体。在午间时分，在我居住街区的那些“汽车餐厅”里，人们将手机笨拙地架在方向盘上，播放着视频。即便是在独自进餐时，我们仍旧渴望用人类的声音、面孔和个性来充盈我们的感官——这，或许正是远古时代人们欢聚于炉火旁的微弱回响。
社交性饮食是人类文明的基石。它让我们感受到彼此的联结与满足，而放弃这种体验则会加剧我们的格格不入、孤独与悲伤。由此能够得出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我们应当倡导集体用餐。当然，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要彻底扭转当下这股独食的风潮，就必须直面整个社会原子化的结构性问题：从过度劳累到远程办公，从“宅家主义”（Hygge）的盛行到恋爱同居模式的式微，从速食文化的兴起直至个体社交网络的不断萎缩。
然而，在这些宏大的结构性问题之外，任旧存在着更值得探讨的直接解决方案：那是利用公共资源来构建集体用餐的基础设施。
英国的市民餐厅绝非冷清的喂食槽，而是充满了许多活力的社区咖啡馆，旨在战时提振士气、促进同胞情谊。（杰克·史密斯/英国信息部/帝国战争博物馆）
历史在此为咱们提供了诸多启示。以英国“公民餐厅”（Civic Restaurants）的实践为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曾运营着超过两千家此类餐厅。这些餐厅最初由食品部（Ministry of Food）创立——该部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曾推行过“国民厨房”（National Kitchens）的类似实验——其初始目的是确保战时的食物配给与物资短缺不至于导致大规模的营养不良。但是，它们很快就发展成为广受欢迎的社区生活中心。
这些餐厅绝非单调乏味的供餐点，而是充满了许多活力的社区咖啡馆，旨在提升战时士气并促进同胞情谊。根据利物浦希望大学的历史学家、《战时英国的民生供给》（Feeding the People in Wartime Britain）一书的作者布莱斯·埃文斯（Bryces Evans）的统计，二战期间曾有数千万民众在此用过餐。这些餐厅面向全体民众开放，而不仅仅服务于贫困阶层。它们占据着黄金商业街区，以绚丽的装饰和特邀的艺术品为特色，供应着价格亲民且口味多元的餐食。食客们常常在此驻足停留，既是为了取暖，也还是为了享受同袍之间的情谊。
在战时配给制度下，市民餐厅提供完整的餐食，而无需消耗民众用以采购食品的珍贵配给券。尽管私营餐厅同样不受配给券的限制，但其高昂的价格对大多数英国工人阶级而言是遥不可及的。市民餐厅享受着税收补贴，虽然被要求实现收支平衡，但其运营目的并非为了盈利，而是旨在提供双重的社会服务：可负担的营养保障与宝贵的社会凝聚力。一顿三道菜的餐食仅需九便士，这使得“外出就餐”成为一项全民可及的事务，而不再是富人的专属特权。
这些餐厅还吸引了大批食客，营造出一种轻松愉悦的公共聚会氛围，成为了战时艰苦岁月中难得的欢乐港湾。若非市民餐厅的存在，许多工人阶级民众在整个战争期间可能都只能在家用餐——而如果是独居者，甚至只能独自进食。但在这些餐厅里，食客们常常能享受到现场的音乐表演，整个餐厅的氛围都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这些公共食堂又被称为“英国餐厅”（British Restaurants），具有广泛的跨阶级吸引力。在公民餐厅用餐被视为一种爱国行为，加之其充满了许多活力的氛围，使其更成为颇具吸引力的社交场所。正如埃文斯引述另一位历史学家的评价，它们是“提升公众幸福感的强大力量”。尽管偶有批评者抱怨其暗藏着苗头，但就连保守派媒体也大多予以认可。埃文斯指出，某位右翼作家“支持英国餐厅的理由很简单：他认为‘用餐时的人际交流能使我们变得更好’”。
市民餐厅的盛行使其在战后多年持续运营——虽非营利机构，但仍需实现收支平衡。（英国新闻部/帝国战争博物馆）
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曾强调，市民餐厅“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应被允许消失”。它们深厚的受欢迎程度使得许多餐厅在战后仍持续运营了多年——虽然并非以盈利为目的，但仍需实现收支平衡。然而最终，由于社会对任何带有战争印记的事物普遍兴趣减退，加之保守派政府开始实施紧缩政策，这些市民餐厅逐渐消失了，公众对它们的记忆也日渐模糊。
近年来，英国的专家们出于对粮食安全与孤独感加剧的双重担忧，正在积极推动复兴公民餐厅的运动。根据一项研究计划，两家受战时餐厅启发的公共餐厅将于2026年在诺丁汉（Nottingham）和邓迪（Dundee）开业。诺丁汉大学食品系统研究所的研究员玛莎·史密斯（Marsha Smith）强调了该项目在促进社会联结方面的巨大潜力，她向BBC表示：
我非常关注为人们创造共餐的机会，因为这不仅是人类最基础的活动之一，更具有超越生理需求的深层意义。它能促进社交联结，凝聚社区力量，从长远来看对健康大有裨益。
推行公共食堂的国家远不止英国。瑞典在战时也曾设立过公共食堂，延续了“人民厨房”（folkkök）的传统——这种形式在二十世纪初的劳工运动中曾一度蓬勃发展。
如今，在波兰境内仍散布着国家补贴的“牛奶吧”（Milk bars），这是该国苏联时期的遗存。这些场所延续着为社会各阶层民众供应“惊为天人的美味”罗宋汤的传统，在一种温暖而怀旧的氛围中，延续着历史的温度。古巴至今仍运营着拥有六十年历史的公共冰淇淋店“科佩利亚”（Coppelia），它被誉为哈瓦那的“冰淇淋大教堂”，光顾此地的顾客们甚至催生了“新民谣”（Nueva Trova）音乐运动。“那段岁月里我只喝牛奶吃冰淇淋，我们尽情享用巧克力饼干冰沙，交换诗歌、故事与歌曲，”古巴最受爱戴的词曲作者之一西尔维奥·罗德里格斯（Silvio Rodríguez）回忆道。年轻时，他常常在科佩利亚与其他艺术家交流创作。
尽管在美国历史上，也不乏为穷人设立的公共救济厨房，它们是将饥饿作为最后防线的社会安全网，但我们的公共餐饮计划从未广泛普及，也从未着重于培养互助情谊。这确实是一个奇怪的疏漏：公共游泳池和体育设施都是由国家补贴的、旨在促进社会互动的基础设施。既然我们愿意集资建设公共的娱乐设施，为何不能为更为日常的用餐行为提供同等水平的支持？与其资助更多大规模的赠予给那些被宠坏的超级富豪，我们不如投资建设那些舒适宜人的公共咖啡馆，让那些挤满我街区的、在车内独自进食的人们都能在此聚首，随意落座。
英国公共餐厅计划的缔造者们立志“不仅提供美味，更要传递欢愉”，他们明确期望公共餐厅能“为那些生活单调乏味的人们增添些许变化”。据各方记载，他们确实实现了这一目标，而在今日，我们亦可效仿。
在私营餐厅里，每位食客都是一个独立的交易对象。你被要求进门、点餐，然后下意识地寻找离其他顾客最远的座位，低头用餐，匆匆离去——这种体验与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形成的社交用餐体验相去甚远。相比之下，公共餐厅能成为一个让人们感受到彼此归属的场所。为了更明确地服务于这种亲社会的目的，这类餐厅可设为长条形的公共餐桌——悉尼大学的行为生态学家安东尼·马丁霍-特鲁斯韦尔（Anthony Martinho-Truswell）将其称为“对抗孤独的实体解药”。
面对美国诸多棘手的社会病灶，独自用餐或许看似微不足道。但实际上，它象征着我们所面临的整体性社会危机，是数千万民众每日都在承受的微小屈辱。通过公共投资来着手解决此问题，既是对当下麻木的原子化现状的有力抗衡，也是对群体价值的重新肯定。为生存，我们一定要进食。但要活出尊严与圆满的人生，我们一定要分享面包。
梅根·戴（Megan Day）是《雅各宾》（Jacobin）杂志副主编。
